腐败，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。腐败愈演愈烈，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。因此，历代有识之君，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，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。唐太宗也不例外。
唐太宗即位之初，一方面，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，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；另一方面，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，很难被发现。
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，以此判断受贿之人。不幸，果真有一人中招，受绢一匹。唐太宗勃然大怒，下令将其处死。民部尚书裴矩，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，向唐太宗进谏：“为吏受赂，罪诚当死。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，乃陷人于法也，恐非所谓‘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’。”
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。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，百姓虽然遵法，却会失去廉耻之心；只有用道德引导、用礼教感化，百姓才会真正归服。
唐太宗的做法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叫“钓鱼执法”，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，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，然后对其进行惩处。
钓鱼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。首先，执法部门之所以挖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，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。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、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，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。其次，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，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。再次，钓鱼执法本质上，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，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，必然导致人人自危，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。最后，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，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，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，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，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，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。
正是看到这种巨大危害，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，裴矩仍然顶着压力，向唐太宗进谏。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，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，当众表扬裴矩：“裴矩能当官力争，不为面从，倘每事皆然，何忧不治！”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。
但其实说起来，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。在他之前，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。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赃污，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，如有受之者则“立斩”。唯一不同的只在于，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，并没有大臣站出来反对。
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，却有不一样的结果？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。
应当说，隋文帝亦为一代雄主，但猜忌多疑，不能不说是他性格中的一大缺点，刚愎独断，更是他作为君主的致命之处。由于自认明察秋毫，隋文帝对大臣一是不信任，事无巨细皆由自决；二是异常苛责，大臣稍有过失即加以重罪，特别是经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，时有大臣因廷杖而死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即使看到隋文帝有所失误，群臣又哪敢开口进谏？可笑的是，隋文帝有时因妄杀大臣而后悔，又反过来责怪群臣“不谏”。伴君如伴虎，这句话用在隋文帝身上，可谓恰如其分。
相比之下，唐太宗在君臣和谐、同心合力上做得就强多了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听说张玄素有重名，即命召见，问以政道。张玄素同样以隋亡教训为鉴。唐太宗听进忠告，恪记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”，充分发挥群臣智慧与积极性，上下齐心，共同造就了“贞观之治”的盛况，也使自己成为一代明君。
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了。同样使用钓鱼执法，隋文帝明为反腐，实则将之作为驭下的手段，自然不会去反省，也没有大臣敢于进谏。唐太宗初衷为反腐，被指出其中弊端后，则欣然接受，当即改正。进而，再以隋文帝为对比，不难发现，贞观年间名臣云集、君臣无间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唐太宗举重若轻、放手诸臣的治政风格，以及从谏如流、不耻纠错的宽广胸怀。
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有什么样的领导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下级，领导好谀恶谏，则下级必然争拍马屁、不说实话；领导从善如流，则下级就会敞开心扉、知无不言。
因此，当我们倡导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时，领导干部首先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胸怀，特别是对于批评意见，哪怕言词再激烈，也应当有闻过则喜、虚怀若谷的气量与风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