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
悠兮其贵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：“我自然。”
译文
最好的世代，人民只是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；其次，人民亲近他而赞美他；再其次的，人民畏惧他；更其次的，人民轻侮他。统治者的诚信不足，人民自然不相信他。
（最好的统治者）悠然而不轻于发号施令。事情办成功了，百姓都说：“我们本来是这样的。”
引述
处身于权势的暴虐中，脚踏于酷烈的现实上，老子向往着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的时代，向往着在那时代里，没有横暴权力的干扰而人民自由自在的生活情境。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情境是：一、统治者具有诚朴信实的素养。二、政府只是服务人民的工具。三、政治权力丝毫不得逼临于人民的身上。
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，这就是统治者诚信不足的一个表现。统治者诚信不足，人民自然产生“不信”的行为。如此，统治者使用高压政策，而走向了末途。老子强烈反对这种刑治主义。德治主义固然好，在老子看来，这已经是多事的征兆了。统治者今天慰问，明天安抚（固然可博得称誉）,这已经是人民有伤残欠缺的事端了。
最美好的政治，莫过于“贵言”。在“贵言”的理想政治情况中，人民和政府相安无事，甚至于人民根本不知道统治者是谁（“不知有之”）；政权压力完全消解，大家呼吸在安闲自适的空气中。这是老子所理想的乌托邦政治情况。
